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外文局局属出版社发挥各自优势特长，出版了多个系列的多语种抗疫图书，回应国际关切，讲述中国抗疫故事。其中，外文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武汉封城———坚守与逆行》（以下简称《武汉》），《2020:中国战“疫”日志》（以下简称《日志》）两部中英文抗疫纪实作品，在国内外发布后受到业界和读者诸多好评。3月23日，《国际出版周报》整版刊发专访外文出版社总编辑胡开敏的文章。文章中，胡开敏分享了这两本书出版背后的故事。

记者：《武汉》和《日志》均是抗疫纪实作品，两本图书从策划到出版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在两本书的策划方面贵社是如何做协调安排的？

胡开敏：《武汉》和《日志》两本书从策划选题到出版用时不到一个月，可以说是日以继夜、全力以赴。

在策划方面，外文局领导在2月初就进行部署，并直接策划、指导，很快敲定了主题和内容结构。当时国内的疫情正处在快速蔓延扩散阶段，疫情形势日益严峻。作为外宣出版人，我们不能像医护人员一样逆行一线治病救人，也不能像媒体记者一样深入一线直面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呢？结合外文社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最擅长也最应该做的，就是及时记录、传播，记录这场史无前例的中国战疫故事，让海外读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全面了解中国抗疫的真实情况。

两本书均以纪实为载体，但是在具体策划时，两本书有各自的特点。首先是《武汉》一书，该书在策划时经过几次讨论，最终敲定以武汉为切入点，讲述中国抗疫故事。1月23日，武汉“封城”，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以武汉为切入点容易让海外读者产生共鸣，更好地了解中国战疫的真实情况。

350年前英国埃姆村为了控制鼠疫蔓延选择“封村”，这段历史被西方奉为善良与勇敢的经典故事，直到今天人们仍在缅怀那些牺牲自己挽救他人的埃姆村民。武汉“封城”比之埃姆村更加悲壮，更为震撼。我们相信及时讲好武汉“封城”故事，是可以打动国外读者的，可以让国外读者看到武汉人民的善良与勇敢，真实认识中国战疫的壮烈，感知中国精神和力量。

从图书出版来讲，战疫还在进行，武汉故事还在继续纵深发展，要及时让国外读者读到武汉故事，我们只能对故事做阶段性的记录讲述。所以，我们选择了在2月23日这一天出版，而且首先以电子书的形式在亚马逊等各大数字阅读平台上线，免费供读者阅读、下载。这一天是武汉“封城”一个月，对武汉抗疫阻击战、全国抗疫阻击战都具有象征意义。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方式提醒全世界的人们：武汉正在坚守，中国还在战斗。

在具体策划《武汉》一书的内容架构时，我们明确要突出表现两方面内容：一是武汉普通市民和社区干警等各领域一线工作者面对疫情的坚持和坚守；二是全国人民特别是医护人员、保障行业人员驰援武汉的抗疫逆行。按照这个基本思路，我们将全书的内容确定为5个板块，分别是武汉普通市民的坚守、医护人员的逆行、火神山医院建设、全国各地各行业驰援武汉以及国际社会对武汉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通过5个板块的故事讲述，表达全中国人民在困难面前的守望相助、众志成城，体现我国的制度优势、国家力量和民族精神。

如果说《武汉》一书主要是从武汉切入讲述中国抗疫的故事，那么《日志》则是以日志的形式，釆取“要闻实播＋故事聚焦”的讲述方式，记录从1月23日到2月23日这一个月里每一天的中国抗疫大事要闻，和发生在战疫一线的真实故事。通过这种日志形式，直接呈现中国战疫的整体情况，反映党中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为历史铭记这段特殊的时刻，向世界展现中国战疫的真实面貌。

记者：时间紧任务重，《武汉》和《日志》两本书在内容组织方面是如何进行的？

胡开敏：《武汉》和《日志》两本书的组稿编辑工作比较特殊。我们最理想的做法是找一位作者或一个团队来编写内容，并且最好是一线的媒体记者。当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媒体，但当时各大媒体都集中人员力量前往一线采访报道，根本无暇顾及。因此我们采取了第二种方式，迅速组织专项小组从各类媒体报道和记述中进行编选。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的编辑们都有丰富的对外编稿经验，通过这种方式组稿的内容更有对外的针对性，传播效果更好。

我们分别组织了两本书的专项编辑组，社领导亲自参与，专项编辑组的编辑们全部都是党员，平均年龄30多岁，且都是女同志。那时正是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候，大家都按要求居家防控。其实编辑们在家也不轻松，她们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既是女儿、又是母亲、还是妻子，压力并不小。但一接到任务，大家都热血沸腾，希望能以这种方式为抗疫、为国家尽点绵薄之力。

我们从2月5日开始着手组稿，到2月15日基本完成初稿，又用了一周左右时间对内容反复打磨调整，完成排版设计，再到22日完成全部上线准备，23日如期上线各大数字阅读平台。以上这些所有工作全部在线上实施完成，编辑们虽然是在家线上上班，但工作劲头十足，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我们开玩笑说大家都打了“鸡血”，我们也深知这剂“鸡血”来自武汉，来自对奋战在抗疫一线人员的感动，来自出版人的初心和使命感。

记者：疫情防控期间，多数企业停工停产。在这种情况下，贵社是如何进行两本书的外文版翻译出版工作的？

胡开敏：除了英文版，目前《武汉》和《日志》两本书的法文、日文版也已经在翻译出版中。在多文种紧急翻译出版方面，外文社有传统有经验，也有一套应急机制。《武汉》和《日志》两本书策划之初，中文编辑组与翻译部就进行了同步对接，两本书从中文稿件的编辑、改定稿到英文版本的翻译、改定稿、编校，整个过程编辑与翻译联动配合流水作业：编辑组在上游完成一个完整部分的编定稿，立刻发给翻译部，翻译部马上开始翻译，翻译稿完成后传给外籍专家润改，外籍专家润改后，再传中方定稿专家审定，然后进入排校。

我们的外籍专家当时趁中国春节放假回英国休假，由于疫情原因无法按原定日期回中国，加之改稿时间紧张，所以他就全程在线与国内配合，彼此都无视时差，几乎不分昼夜地连轴运转。

非常时期，我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状态也不同平常。以往正常情况下，一本七八万字的中文图书，最快也需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翻译，但是这次的两本书我们仅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翻译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是一次大考，对我们的翻译工作机制而言也是一次小考，我们的环节衔接很流畅，特别是全环节线上办公，是一次难得也难忘的成功测试。

记者：贵社在策划出版《武汉》和《日志》两本书时，是如何考虑并做到“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

胡开敏：“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对我们对外出版工作而言，体现在每个图书选题上，它又是很根本、很具体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在图书的选题策划阶段就要充分考虑到图书的对外性质，包括选题的切入点、内容的选择架构等。以《武汉》和《日志》两本书为例，这两书在策划之初，我们首先明确的是以武汉“封城”为切入点，抓住国外读者的关注点。然后我们确定了用讲故事的方式诠释主题，通过武汉故事反映全中国的战疫情况，体现中国制度优势、国家力量、民族精神这一核心主题。

其次是叙事表达上的对外针对性。《武汉》和《日志》两本书的内容虽然有各类报道素材，但我们在编稿过程中，仍然需要从受众角度出发，逐一对内容进行选择取舍、重构、改写。这些内容素材大多是面向国内的宣传报道，在对外编写时需要作出角度以及表述的调整，以适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接受心理，有些在国内报道中我们认为的感人故事，对外不一定合适，对于这类内容就要特别慎重。

当然，后期翻译语言的精准、贴切，设计制作方面的针对性，也是实现国际表达的重要方面。

记者：您认为，此次的疫情是否侧面促使出版企业进一步向融合出版转型？特别是面向海外读者的出版发行，电子书版权是否会成为新趋势？

胡开敏：这次疫情确实促使我们更进一步思考融合出版的问题。首先是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看待数字出版和电子书。过往我们常常把电子书看作是纸质图书的附加产品，是在纸质图书产品基础上作增量，但经过这次，我们对电子书有了新的认识。

《武汉》和《日志》两本书均是先有电子书再有纸质书。特殊时期，出版业上下游产业链被迫暂停，纸质书的购买受疫情影响变得不太现实和及时，特别是我们希望在第一时间让国外读者看到、读到两本书，因此，我们催生了首先推出电子书的想法。以往我们选题立项时，首先会与发行部对接，落实传统书店、电商等渠道。但这次两本书，选题操作之初我们首先对接的是数字部，由他们迅速联系落实各大数字阅读平台。

截至目前，《武汉》和《日志》两本书仅用短短一周左右的时间在线阅读量就超过了六万人次。在电子书发行告一段落后，我们才开始启动纸版书出版，目前两本书的纸质版也已在零售平台上架。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实践新的出版理念的过程。

在电子书“走出去”方面，这次我们也深受触动。《武汉》和《日志》两本书迅速上线亚马逊Kindle平台，速度之快令我们有点意外。由于Kindle平台对图书的审核流程复杂严谨，因而以往全部流程完毕需要耗时十天左右的时间。但这次我们与亚马逊方面的沟通非常高效。或许是因为非常时期，亚马逊方面意识到这两本书的特殊意义，仅用两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两本书的审核并迅速上线平台。这次经历也提醒我们，如果能够抓住合适题材，做好及时沟通，我们的电子书是能够发挥及时“走出去”的传播效果的。

记者：当前，中国在疫情治疗、防控方面已经积攒了一定的中国经验，展现了中国精神。未来针对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的多语种图书出版，贵社有何规划？

胡开敏：我国的疫情防控还在进行中，这是当前全国人民关注、关心的大事。作为出版人，我们会一如既往做好本职工作，不忘初心和使命。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延展《日志》内容，此前《日志》内容记录了1月23日到2月23日这一阶段的中国战疫情况，随着防疫阻击战的深入，我们将继续跟踪记录抗疫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曾讲到：“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我们将根据中国战疫及国际共同战疫情况的发展，完善《日志》内容，适时推出新的版本。

同时，我们已经在做一些相关选题的深度策划。这次战疫，不但有感人至深的中国故事，更有效果显著的中国经验，令人瞩目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等。中国有序而高效的防控举措，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动员力量，全民响应、守望相助的民族凝聚力，这些都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疫情之中、疫情之后，我们自己如何看待这场“大考”，国际社会如何重新认识中国、重新看待中国制度、中国治理之道？这将会是一篇中外交流的大文章、对外出版的大文章。不过这篇“大文章”需要时间、需要沉淀。我们也在思考和准备，目前也已落实明确了几个相关的选题。讲好中国故事，助力共同抗疫，外文出版社责无旁贷。